寻找浙江新动能：​数字化，如何让“大象”跳舞

传统产业，因其体量大，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高，常被比喻为“大象”。

但今天，传统产业已颠覆我们的想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源源不断注入到制造的各个环节，无人车间、黑灯工厂、数字园区潜移默化地重塑企业的运营体系，变得时尚、轻盈起来。

在这场数字化的赛跑中，浙江正奋力向前。“重点在产业数字化上实现新突破”，浙江已为深化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列出了“头等大事”。

记者近日在杭州、新昌、桐乡、兰溪、江山、龙游的10余家传统产业企业调查发现，企业兴奋于追逐随时出现、出乎意料的商机，也焦虑于落伍时代、故步自封的危险，纷纷奋勇争先。但数字化转型不仅是生产力的跃升、生产关系的转变，更是思维方式的变革，绝非一蹴而就。

拥抱数字化转型，在智能时代保持领先，我们该有怎样的视野？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数字化转型不是一道选择题，而应成为传统制造业企业的一项长期战略行动

桐乡石门，一个农业大镇里，你很难想象会遇见这样一幕：易锋机械的各个车间里，集成控制系统、二轴至六轴联动工业机器人、龙门机械手、组合式机械手、智能物流车、自动检测机有条不紊地作业……“笨重”的传统制造，竟如此轻巧和灵活。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传统制造业企业的集聚地，你想不到有这样的操作：兆丰机电的“工业大脑”不断演算出最适合客户需求的工艺；远程给使用兆丰产品的车辆预测轴承故障，评估剩余寿命，寻找维修厂，提醒进行维护保养……冷冰冰的工业产品，越来越有人情味。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今年一季度，浙江省新增“上云”企业1.35万家，累计达30.29万家，省级智能化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55亿元。传统制造业占工业比重60%，浙江在信息化、工业化不断融合中拥有巨大空间。

走入数字化的现场，就能发现很多企业负责人奔走在自动化、智能化一线。他们定位自己为“架构师”，借鉴德国“工业4.0”和日本“工业价值链”的做法，钻研着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管理营销、物流仓储等环节的数字化改造，想尽办法把每个环节的数据“一网打尽”，并让繁多的数据自动形成分析，为自己的决策做参考。

“智能制造投入是巨大的，至于效果，有的行业看得到，有的行业暂时还看不到，但如果谁放弃这一点，恐怕它就不会有未来。”浙江鑫海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海斌认为，智能化已不是选择题，而是生存的前提。

向管理要效益，已是企业最现实、最迫切的动力。邱海斌所在的兰溪，纺织企业就对数字化转型有天然的亲近感，早在2003年，他们就率先进行自动化改造，引进全世界最先进的织机。目前全市3万台织机中，光丰田喷气织机就有近两万台。邱海斌每年买入的新设备中，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4台自动穿筘机，“一台能抵20个工人，没几个月就能回本，投资回报率很高。”

一旦走上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轨道，就意味着开启一场没有止境的自我突破之路。易锋机械是国内最大的汽车空调压缩机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公司自动化事业部部长姚汉忠从2007年起就进入了公司重金打造的“自动化推进小组”。“引进设备的很多功能是多余的，企业最需要符合自身实际和产品特性的自动化。”他说。

虽然不是一家机器人生产企业，但易锋机械至今已研发了三代适合自己生产需要的机械手。公司因此开辟出新业务，成立智能科技公司，今年年初还收到了订单。姚汉忠颇为自豪地介绍，除硬件外，公司还自主开发MES系统，并实现MES系统与ERP系统的全面融合，自主开发的CPS系统正在把“一人多机”和“一人一车间”甚至“无人车间”这些曾经的“妄想”变成现实。

“这件事情越做越兴奋，你真正地‘钻’到行业里去，谋划更长远的未来。”邱海斌如是说。

数字化转型为传统制造业带来新鲜感，传统制造业正展现出发展的韧性。今年一季度，我省17个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其中纺织、服装、化纤的增速颇为亮眼，这恰恰印证了那句话——只有夕阳产品、夕阳企业，没有夕阳产业。

不知不觉就到无人区

让数字化真正落地，没有万能的“模式”，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首席信息官、IT部主管、自动化事业部部长……传统制造企业里出现的新头衔，让人恍若置身新潮的互联网企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2018年，浙江工业机器人使用量约占全国的11%，居全国第一位，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热衷可见一斑。

虽然各个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参差不齐，但同样面临着自身改造难、“智改”高层拍板难、寻找放心承包单位难、持续推进升级难、生产系统健康管理难、多主体运作形成合力难等六大难题。企业也有一致的呼声：我们清楚地想要结果，但究竟怎么去实现？

在维达纸业（浙江）有限公司，IT部主管叶晟的主要工作早已从写代码转变到入车间。他不仅要对每个生产流程的原料、工艺了然于胸，更要知道如何让流程之间用最高效的方式相互连接，让数字化为公司解决业务的痛点。

但在更多中小企业里，熟知智能化改造、企业生产和管理等人才的企业极为罕见。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有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团队缺乏实战经验，数字化改造往往改不到企业的心里；技术服务公司虽然很多，但规模小、团队不稳定，无法与企业开展长期合作。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科技创新的“新昌模式”，比如在本地培育或引进信息工程公司来破解中小企业没能力实施智能化技改的难题，以“小批量免费体验”的方式破解中小企业对智能化技改观望顾虑多的难题，各地正积极借鉴和推广。例如在江山，经信部门的干部就做过一次“地毯式”搜寻，在全国范围内研究与木门制造智能化紧密相关的技术服务公司，当地引进注册的江山雷钧、江山跃通等智能制造工程服务公司，不光为企业提供智能制造系统方案，还在筹建木门（家居）工业互联网云平台。

但“模式”并非万能，需因地制宜、因行业而变化；它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数字化的真正落地，需要企业有超常的胆魄。位于桐乡的新凤鸣集团，近1万个二维码每天跟随产品一起“出生”，以便消费者追溯与产品和生产流程相关的所有数据。集团首席信息官王会成说，相比不少企业分块逐步推进数字化转型，新凤鸣选择整体同步推进智能化，以求跳出不停装配系统、不断整合数据的困境。目前全集团1万多台机器实现联网，5G技术架构设计正在运用于新工厂建设。

据桐乡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陈再飞观察，企业会根据自身发展阶段、投入成本、可用人才等现实因素决定数字化转型的力度和速度，消除了以为引进数字化工具就万事大吉、以为有了数据就占了优势、以为数字化转型能够立竿见影的思维定势。

“数字化不可能一劳永逸，它是个超级工程，带着企业极为细分的采购、生产、管理诉求，大家不知不觉就来到无人区，很多创新可能会成为世界级的突破。”王会成说。

升级之前先转观念

人在数字化中的角色是什么？具备数字意识的“数字工匠”才是保持领先的关键

投入重金打造智能化生产线，工人却把机器人“晾”在一边，依旧按原来的工序干活；千辛万苦研发出ERP、PLM、MES等软件，在现实的生产和管理中却难以普及应用……数字化转型的大潮里，也有不曾预料到的问题。

的确，数字化转型带来社会生产力大跃迁、生产关系大变革，但不少企业负责人也发现，生产和管理的透明，冲击着员工惯有的工作方式，触动了原有的“奶酪”，他们不习惯、不理解，甚至有抵触。

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后，电影《摩登时代》里，人和机器处在对立状态，我们不得不思考，当新一轮科技革命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人在数字化中的角色是什么？人与数字化是怎样的关系？

江山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吴松高，就曾被一个问题苦恼——当地已为试点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智造环境，可是在实际推进中，“政、企、智、金”的一记记拳头，都犹如打在了棉花包上，虽留有痕迹，却无处着力，最终体现为项目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

“数字化转型，急需具备数字意识的‘数字工匠’。”吴松高说，“如果从企业高层到普通员工，他们的数字意识很模糊、不统一，那么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不可能成功。”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样的现象：很多员工只知道企业要推智能制造，却不知道为何要做、做了有何好处、要做到什么程度，因此推进智能化项目的难度系数增加并容易产生阻力，数字意识和数字能力不足成为企业普遍面临的短板。

浙江天际互感器有限公司，在2018年推进数字工厂建设的同时，就启动了公司30多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才培训计划。700多名员工分批次、分不同项目到专业的培训公司集中培训，内容与智能工厂项目建设紧密结合。“最了解产品工艺、企业情况、行业特点的还是员工本身，这就需要全员参与到项目中来，与工程服务商积极反馈、有效互动、紧密配合。”公司办公室主任祝顺庆说。

“升级之前，先升意识”，这也是多家传统制造业企业负责人的一致观点。“员工不再是简单重复的操作工，他们都是工程师，在现场得用脑子和智慧解决问题，这是对传统产业作业的颠覆。”浙江兆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孔爱祥说。

基于人与自动化设备的互相协同，智能制造才能充分发挥它的效能，数字化转型才有不竭的动力。

在江山的浙江名雅居木业有限公司，年轻的公司总经理吴龙君沉浸在改造智能化设备的实验里，1年前他投入2500万元安装自动化生产线后，紧接着就根据产品生产需求对程序进行调整和优化，不光产品的稳定性有了保障，产能也提升了一倍，员工数减了三成，还省下原本用于扩大产能所需的41亩地；

在新昌的浙江西密克轴承股份有限公司，76岁的公司创始人吴守名孜孜不倦地攀爬在自动化到无人车间的关键区间，他要在80岁之前做出液压机床的自动换刀系统，超过德国在同类系统中的最先进水平……

握紧转型升级的智能钥匙，传统产业无需炫技，它们在不息的实践和探索里，创造着别样天地。

（来源：浙江日报）